姚景源: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增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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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二季度和上半年中国经济分别增长0.4%、2.5%,该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下一步对于保就业、促消费、稳增长,政策又要如何发力?

近日,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看统计数据,不能只盯住一个数来讲它的大小高低,而是要善于把握这个数的变化,通过对数据变化的分析,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并且找出它的规律性。

姚景源建议,要尽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刺激汽车消费或可以考虑取消地方对汽车的限购政策。当前已经下达的地方专项债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也需要提前下达明年地方专项债额度至少1万亿。此外,他表示,当前存款准备金率也具有下调空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有大手笔,但也要精准施策,不能搞大水漫灌。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姚景源的采访实录(略经编辑):

主要数据在回升改善,但也要看到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二季度和上半年的GDP数据?不知道跟您此前的预期相比如何呢?

姚景源:二季度增速0.4%确实低于预期,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还是二季度中国经济的内外挑战、不确定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具体讲还是疫情,上半年全国除了西藏以外,剩下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受了疫情的影响和冲击。

上半年2.5%的这个增速,虽然数值不高,但来之不易。上半年近30个省市自治区受疫情冲击,而且主要冲击的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广东省对全国GDP的贡献率约10%,长三角更是占到近25%,而且全国80%以上的城市和上海都有产业链、供应链的联系。这就导致了上半年疫情冲击比2020年一季度的冲击还要大。

通过月度数据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情况,1、2月份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了较好的增长,3月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行,4月份急速下滑,5月份出现边际改善,6月份主要指标总体回升。将6个月的数据画成一张图,就是个“V”字。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抗风险能力强,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另一方面也说明,党中央、国务院推出的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是及时、科学、有力的。一、二季度经济顶住压力实现正增长,经济V型反弹,印证了疫情防控形势向好、政策效果显现,我国经济体量大、市场空间广、发展韧性足、改革红利多、治理能力强的优势将进一步发挥,经济有望保持恢复发展的态势。

所以,我们看统计数据,不能只盯住一个数来讲它的大小高低,而是要善于把握这个数的变化,通过对数据变化的分析,进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状态,并且找出它的规律性。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前的经济形势?

姚景源:虽然6月份的主要数据在回升改善,但还是能看出来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牢,特别是经济内生的动力还是不充足的。

当前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面临一些问题。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7.1%,我觉得这个增长并不高,过去我们这一部分的增速能达到20%甚至30%。另外,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了5.4%,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了22.2%,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28.9%,应该说房地产拖累了整个投资。

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大出口力度,要保持出口实现13%-14%的增长,当然难度很大,需要政策扶持。在投资领域,一定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消费当前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下半年在扩大消费上面也应该采取更大更果断的措施。

澎湃新闻: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要如何发力呢?

姚景源: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超前建设的意识,它不仅能形成有形资产,为整个经济发展打下基础,也能增加消费,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投资中会有20%形成消费,起到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和增加就业的作用。

我们到2035年计划建成16万公里的高速公路,目前是12万公里,至少还有3万多公里的潜在空间,这些都是经过论证的。我认为这3万公里规划不用等到2035年,现在就能进行建设,下半年就可以筹划进行,这方面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加大力度促进汽车消费

澎湃新闻:对于扩大消费,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办法?

姚景源:上半年特别是6月份,汽车对整个经济回升拉动是比较大的,但当前还不够,我们汽车消费的潜力还非常大,可以鼓励扩大汽车消费。

美国现在每千人平均拥有800台车,日本每千人拥有600台车,而我们只有170多台,差距是相当大的,我主张在这方面一定要加大促消费力度。对于促进汽车消费,最有力的措施应该是解除汽车限购。

当前中国汽车的保有量约为4.06亿辆,而拥有汽车驾驶执照的居民超过4.4亿人,这中间有好几千万人有驾照没有车,怎么解决?一方面要让汽车价格回落,让大家买得起。另一方面,要尽快推动汽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汽车工业关联着包括电子、化工等150多个行业,汽车行业的增长对整个工业和经济增长都能提供强大拉动力,一定要把汽车工业搞起来,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居民还有相当强的购买力和需求,如果放开汽车限购,消费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居民可能会购买几十万元的汽车,这将对拉动消费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至于放开后可能会出现堵车等问题,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管理能力来应对。当前技术发展已经给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创造了很多空间。建设智慧城市,促进大数据和数字经济发展等方式都可以提高城市管理能力,而简单的限购则是一种“懒政”。

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的GDP增长更重要

澎湃新闻:上半年很多城市的社会经济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接下来将如何恢复?全年5.5%的目标还能实现吗?

姚景源:从统计分析角度看,上半年经济出现低位,很重要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下降的幅度大。

二季度,东部和东北部分地区受疫情冲击影响较大,但中西部地区工业生产总体稳定,支撑了工业生产。二季度,中部、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9%和6%,均快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二季度中部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分别增长2.3%和2%,增速也快于全国。

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中西部地区增长是快于东部,上半年中部、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均增长7.3%,快于东部地区5.1个百分点。中部、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10.7%和8%,分别快于东部地区6.2和3.5个百分点。

但是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如果控制住疫情,经济反弹速度和力度都会很大。比如6月份上海、吉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9%和6.3%,而上个月分别为下降30.9%和4.9%。

我认为,如果下半年中西部还能保持上半年的状态,并且再好一点,东部地区也有迅速地回升,我觉得争取5.5%的目标还是有希望的。但是也要看到,对全年经济来说,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做好稳就业,稳物价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比追求5.5%的GDP增长更重要。

尽管实现全年目标确实难度很大,但我们仍然要努力,下半年工作要以这三点作为发力点:

一是要保住就业,要解决好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尽管当前城镇调查失业率正逐月回落,但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达到了19.3%,这是个大事。这个群体涵盖了大学毕业生,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朝气,对自己的人生充满激情。国家和社会要给他们提供一个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年轻人就业在一定意义上说不单单是就业问题,它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稳住物价,继续保持物价运行在合理区间。对于稳住物价,我们面临的内外部压力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欧美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最高点,全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高通胀问题,所以输入性通货膨胀肯定是有压力的。另一方面,国内很多商品的价格也在波动,比如猪肉价格连续两三个月都在上涨,所以我们也要稳住国内价格。

三是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既要实施好宏观政策,又要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当前社会消费在下降,银行储蓄存款在增加,说明了市场预期偏弱,要扭转这个局面。我们现在有1亿6千万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要激活它们的内生动力,让预期由弱转强。1亿6千万市场主体活力增强了,就业自然就会有较大的提升,经济回稳的基础就会更加牢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没问题。

澎湃新闻:对于保住就业、稳定物价和激发市场活力这三件事,接下来具体要怎么做呢?政策需要从哪里进行发力?

姚景源:在财政政策上要加大对就业的扶持力度。当前政策给了企业一些稳岗基金,政策效果更多是集中在防止失业,而下一步要做的是鼓励企业吸纳新的就业,这一点很重要。

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内,国家要能出一个招法,实实在在地扶持新增就业。比如,对今年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企业、对于青年人自主创业,能不能给他们一些低息乃至无息的贷款?

财政政策要对扩大就业、稳定物价和激发市场活力都有精准地发力。今年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都大于去年,财政政策的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不能搞大水漫灌,要精准,但也要有大手笔。

应提前下达至少1万亿地方专项债

澎湃新闻:如果下半年经济再次受到疫情冲击,政策工具箱里还有什么“底牌”吗?

姚景源: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内外环境都有诸多不确定性,还是“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三句话。

在疫情防控上应当更加精准,尽可能处理好疫情防住和经济稳住的关系。上半年上海疫情之后,一些省份出现了物流不畅、高速公路不通等情况,给经济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所以防住疫情和稳住经济要结合起来,以一个系统工程角度来考虑。今年上半年我们也在探索,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也越来越统一了。

如果面对更加严峻的形势,政策工具箱里也还是有工具的。货币政策的责任是要给市场主体降低融资成本,融资成本低了,贷款需求自然就增大了,资本活力也就增强了。现在降低融资成本有两条路径,一个是降低利率,一个是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我觉得这两条很重要。

但是调整利率面临现实的问题,美联储加息缩表给我们的货币政策也确实带来了约束,但我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是有很大空间的。现在存款准备金率综合起来约9.5%左右,在全世界都算高的,我觉得这方面还有空间。

对于财政政策,我觉得今年减税降费的力度是相当大了,去年减了1.1万亿,今年目标是2.5万亿,后来又增加了1400亿。同时,今年新增专项债限额是36500亿元,而上半年专项债的发行已超34000亿元,基本完成了全年下达额度,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下半年预留的空间实在是太少了,我认为应当把明年地方政府专项债计划额度提前发放一部分,至少要1万亿以上,已经下达的地方专项债需要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牵引力,这将对强化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很大作用。

我们确实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压力,当前通胀率是1.7%,我相信只要把稳住物价作为一个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今年通货膨胀要是不超过3%,也就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留出空间,不用担心物价飞涨而畏手畏脚。

澎湃新闻:对于打通经济循环,促进社会消费,您认为还需要在哪里加力吗?

姚景源:现在很多地方用发消费券的办法来鼓励引导大家去消费,进一步去拉动消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措施,要进行研究,同时也要有新的政策引导预期。

在经济下行状态下能把收入稳住是不容易的,要使大家预期增强,因为消费的根本在于居民有没有钱,这取决于两条,一条是短期内收入是否稳定,另一条是未来的收入预期会不会增加。如果这两条做到了,居民有收入,也认为未来工资还会涨,居民就敢花钱,所以一定要引导预期由弱转强。

当然,鉴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发放比例不好拿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测算,发放消费券能拉动多少消费、能解决多少企业增长问题、能带动多少就业,这需要算账,全国各地情况不同,这实际上也是提高地方政府管理政府事务水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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