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全世界对官员因抗疫不力的免职和处分都发生在了疫情最缓和的中国，而那些疫情一个比一个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官员们在做花言巧语的表述，让老百姓们觉得他们的确对疫情的爆发没有责任，至于谁有责任，完全是一笔糊涂账。
我算看透了，在很多“民主体制”下，老百姓爱死多少死多少人，比现在多死一倍两倍，社会又能怎样？出不了陈胜吴广。那些社会根本就没有新冠疫情感染和死亡数量决不能逾越的红线，社会没有对履职不力官员进行追究的机制，当权者对本党赢得下一次选举比少死人更加重视得多。
那里平时高喊的人道主义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调剂和装饰品，一切正常时，它们像在拍卖会上一样受到追捧。真到了灾难临头时，真需要社会付出巨大成本挽救大批百姓的生命时，资本就不干了，社会舆论也乖巧、识相地自我调整，把议题锁定在整个社会如何不能被疫情拖累上，患者的痛苦和死者的不幸统统边缘化了。
过去有句话说“万恶的资本主义”，后来觉得这句话太“左”了，现在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能不说又有了一次新修正。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万条恶我不知道，但透过这场疫情以及它们抹黑中国的那些撒谎和带节奏来看，资本主义的恶还真的不是掰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的。
既然无法追究，我期待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领导人们，哪怕是有几个州长、省长主动说：我对疫情负责，我以辞职谢罪。那算他们有种，也算他们的体制还在维护最后一丝的政治廉耻感。
